张家界古人堤出土木牍
“治赤穀方”源自西域乌孙考
摘要：年湖南张家界古人堤出土90片东汉简牍，其中1片木牍“治赤穀方”形制完整、组方清楚，然其方名释读、医方来源、创制时间均不清楚；笔者认为方名中“治”为王城，“赤穀”为西域乌孙大昆弥的王城，该方为源自西域乌孙王城赤穀的医方，为防治屯戍赤穀的军队所患外感伤寒及肠胃不适等常见病而设，当创于西汉宣帝甘露元年至三年（前53-51年），后传布至湖南古人堤。
古人堤位于湖南张家界城西，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在此发掘，出土了简牍、漆木器、陶器、铁镰、铜刀、铜钱等文物。其中简牍共计90片，大致可定为东汉遗物。简牍内容可分6类：汉律、医方、官府文书、书信及礼物谒、历日表、九九乘法表[1]。其中有1片自署为“治赤穀方”的木牍，形制比较完整，然而其方名遍查典籍却均无记载，医方的来源、创制时间均不清楚。自年公布发掘简报及初步研究成果后，学界对此木牍有较多探讨。笔者不揣浅陋提出新解，以求证于方家。
1各家关于“治赤穀方”方名释读之述评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春龙年释读如下[2]：
乌头三分朱臾五分细辛三分防己三分桂三分
治赤穀方术三分白沙参三分黄芩三分茯令三分麻黄七分
干姜三分付子三分桔梗三分人参三分贷堵七分
（正面）
●凡十六物当熬之令[变]色
（背面）
按：木牍下半段有墨迹，依稀可辨“君志之”字样，当是利用旧牍削去文字再写医方。“穀”右旁下半“禾”字字迹不甚清晰。“赤穀方”未见史载。
年张氏根据最新红外线扫描仪扫描图片，又有释文补正如下[3]：
治赤（穀）方（第一栏）
乌头三分术三分干姜三分（第二栏）
朱臾五分白沙参三分付子三分（第三栏）
细辛三分黄芩三分桔梗三分（第四栏）
方己三分茯令三分人参三分（第五栏）
桂三桂麻黄七分贷堵七分（第六栏）（正）①
·凡十六物当熬之令变色（背）②
说明：正第五栏“方”原释“防”。此牍系改削后再使用，背原有文字两行：“……□□相君志之□”“……□贤□□□□”。
张氏代表整理者认为方名中“赤”或指气色；根据中医文献专家马继兴、王淑民的意见，认为“穀”或通“蛊”，蛊，病名；考察方中所见药之药性，认为该方是用以攻治邪毒伤风。[2]年丁媛对“治赤穀方”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4]。丁氏对“治”作“治理”、“赤穀”为物名做了反驳，指出迄今为止还未见“治+物名+方”式的方剂名；同时分析此观点的例证，认为《千金翼方》“刘次卿弹鬼丸方”中“赤穀”一词，实属误认，当为“赤縠”，是指赤色的绉纱一类薄的丝织品，是用来裹药丸的。其次对“赤穀”为病名、读为“赤蛊”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分析，列出全方15味药物的功效，指出唯代赭1药，《神农本草经》提及可治疗蛊毒。同时分析了药方，认为麻黄是全方主药，与其他13味药均无疗蛊之功，因此将此方定为治蛊方难以成立。最后提出：“治”在此应作“治疗”解，“赤穀”当为一种古病名。本方与《备急千金要方》卷9所载“赤散”最近似。本方所治乃外感风寒引起的疾病，可能有恶寒身热、头项强痛、肢节不利、咳逆气喘、脘腹冷痛、下利泄泻等症状。张雷研究后也对“赤穀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5]，对整理者发表的《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简牍释文与简注》将“赤穀”的“穀”误写为“榖”，认为也有可能；同时引证传世文献证明“赤榖”就是红色楮树果实，即《医心方》所说“赤实”；本方就是“治赤榖方”，即该方是治疗由于过量服用楮实造成软骨之类的疾病而形成的方剂。张雷未解释“治”，当意为“治疗”。周琦则提出了“治赤散方”的新证[6]。该研究者根据古人堤医方木牍红外扫描图片，经再次察验之前所“穀”或“榖”字的笔画细节，发现其字左上部当作形，左下部“月”字形态明显，整体而言，认为原释作“赤穀”的“穀”字应是“散”字。他通过查阅传世文献，分析其中的药物组成及制法，认为此方与《千金要方》中的“华佗赤散方”相近，当为“华佗赤散方”之祖方；并根据马王堆《五十二病方》、成都天回镇汉墓医简及《武威医简》中，“粉碎”这个动作多用“冶”字表述，认为“治赤散方”的“治”当为“冶”字形近之讹，即此片古人堤医方木牍应作“冶赤散方”，它是东汉时一片抄录“赤散方”药物组成及简单制作说明的木牍便签。
笔者对“治赤穀方”做了进一步探索。
①首先肯定整理者对“穀”的隶定为：
②年整理者直接隶定为“穀”，而年补正时隶定为“”，慎重且肯定。
③《居延汉简》“受征和三年十一月簿余谷五十五石二斗”[7]的“谷”字形为：
④《居延新简》“恩粜大麦二石付业直六千又到北部为业卖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凡并”[8]中的“谷”字形为：
这与“治赤穀方”的“穀”字形一致。
尤其《居延新简》的用字，与“治赤穀方”的“穀”左边肯定一致。右边的部件，因“治赤穀方”的用字，右边漫漶，但笔势还是一致，因此将其隶定为“”当无疑。而“”为“穀”之异体，因此方名释读为“治赤穀方”。我们知道“赤穀”是西域乌孙国的王城。据《汉书》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9]“昆弥”是乌孙王的名号，分为大小昆弥，大昆弥的王城在赤穀，殷晴认为：“至于城名，或许与产穈有关，因穈初生时，叶纯赤色。”[10]刘国防经过田野调查，实地考察赤穀即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东北岸的蒂普或其南一带，因该地遍生一种紫红色植物——碱蓬，认为“赤穀”即由此得名[11]。
碱蓬图片来源：网络
笔者认为以往对“治赤穀方”的释读各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张春龙认为“治赤穀方”的“赤”或为气色，认为“穀”或通“蛊”，用以攻治邪毒伤风；对此丁媛考证了所有15味药的药性、功效，唯有“代赭”1味药具有疗蛊之功，其他14味均无，因此“穀”通“蛊”难以成立。笔者同意丁氏意见。丁氏的释读比较专业，分析出了“治赤穀方”的主药是麻黄，认为全方主治外感风寒所致之病症，然而还是按照习惯思维，认为“治”即治疗，“赤穀”为古病名。但遍查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并未发现“赤穀”这个病名，因此丁氏的观点亦难成立。张雷认为“赤穀”当为“赤榖”，其依据本身就不成立，隶定为“穀”无疑，因此结论也就不足为据。周琦据最新红外线扫描图片，认为当隶定为“散”，其依据是该字的左部上边为“”，但若仔细察看“治赤穀方”原版红外扫描仪图片，书写者笔意很明显，的左部上边就是一竖，并不存在周氏所述的两竖笔意；实际情况右边确实有一小点，但这一小点不是书写者的笔迹，而是墨迹洇上的。因此将隶定为“散”难以成立，后面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据。“治”作“冶”文献中的确存在，但周氏并未举出“冶某某散”的书证，故而也难成立。因此笔者认为“治赤穀方”即西域乌孙大昆弥王城赤穀的医方。
2“治赤穀方”校注与发挥
2.1校注
根据整理者张春龙年的释读与年的补正，经研究笔者释文如下：
治赤穀方
乌头三分①，术②三分，干姜三分，朱臾③五分，白沙参三分，付子④三分，细辛三分，黄芩三分，桔梗三分，方己⑤三分，茯令⑥三分，人参三分，桂三桂⑦，麻黄七分，贷堵⑧七分
●⑨凡十六⑩物，当熬之令变色
注释：
①分：等分。
②术：宋以前文献“术”包括白术、苍术，这里指苍术。
③朱臾：茱萸。疑为吴茱萸。
④付子：附子。
⑤方己:防己。
⑥茯令：茯苓。
⑦桂三桂：当为“桂三分”。当时不分桂枝、肉桂。
⑧贷堵：代赭。当为音近而讹。
⑨●:段落起始的标识号。
⑩十六：十五，此误写。
2.1发挥
2.2.1“治赤穀方”配方分析
“治赤穀方”组方清楚，配伍严谨。鲁涛研究了战国秦汉简帛中所涉及的全部多医方，认为该医方最接近现代医方配伍。其称：
该医方的配伍中，共使用了十四味植物类药物和一味矿物类药物，且每味药物都有详细的剂量标示。该简帛医方与后世医方相比，几乎非常接近，甚至与现在中医大夫所开医方相差无几。[12]
王淑民发现该方“麻黄”运用特别，指出：
此方中麻黄用量比较大，在唐宋以前用七分麻黄的方剂不多，根据所列药物配伍分析，此是一首治疗外感风寒、脘腹冷痛、食谷不化、便溏泄泻的医方，方剂的功用主要为宣散风寒、温中止泻、回阳救逆、燥热利尿。[1]70
丁媛将该方与传世文献比较：
发现《备急千金要方》卷9所载“赤散”与本方药物组成非常近似，有“干姜、防风、沙参、细辛、白术、人参、蜀椒、茯苓、麻黄、黄芩、代赭、桔梗、吴茱萸（各一两）、附子（二两）”。两方相同药物有12种，不同之处主要是：“赤散”中用防风，“治赤穀方”中用防己；“赤散”用蜀椒，“治赤穀方”用乌头和桂；“赤散”中附子是主药，“治赤穀方”中麻黄是主药。[4]
周琦进一步发现《备急千金要方》卷9所载“华佗赤散方”与“治赤穀方”高度相似：
发现“治赤散方”（周氏认为该方当隶定为“治赤散方”）中的干姜、乌头、白沙参、桔梗、黄芩、细辛、人参、茯苓、防己、桂，皆为同等份的“三分”，“华佗赤散方”中此十味药同为“十八铢”。从药物比例上而言，“治赤散方”中茱萸与十味药的配比是5∶3，而“华佗赤散方”中吴茱萸与十味药的配比为“三十铢”比“十八铢”，同样等于5∶3。[6]。
因此周氏认为“治赤穀方”是“华佗赤散方”的源头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治赤穀方”的全方主药是“麻黄”，该方主治外感伤寒病及肠胃不适症。那么为何该方的配伍水平能达到接近现代医方的水平？原因就在于该方的创制代表了汉朝的国家水平。
首先我们分析汉朝与乌孙的关系。在匈奴攻击乌孙时，“本始二年（前72），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9]为乌孙出兵十五万，汉王朝对乌孙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因乌孙大昆弥狂王泥靡被刺伤，“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二十斤，采缯。”“副使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狂王从十余骑送之。”[9]这在汉王朝与西域其他国家交往史上并未见到。在乌孙国大小昆弥交恶纷争时，由汉武帝所派远嫁乌孙大昆弥的解忧公主的侍女冯嫽主持和解，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后乌就屠不尽归诸翕侯民众，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附小昆弥。”[9]
乌孙古墓图片来源：网络
由此乌孙国成为汉王朝的属国，汉朝派大量军队屯戍赤谷城，同时也埋下为解决大小昆弥的不断纷争而耗费巨大的累患，直至汉平帝元始年间，《汉书》称：“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其中的耗费就包括中原医药的传入与支援，因为牵涉皇亲国戚和属国乌孙，因此所派医家就显出了当朝的医学水平，这从《汉书》记录“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副使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就可证明。同时所派医家也吸收了西域的医学成就，如原本只在西域药用的“麻黄”，就出现在“治赤穀方”中，而且是作为主药。我们推测，此方很有可能是汉宣帝甘露元年至三年（前53-51年），常惠统领三校屯戍赤穀时，西汉少府所辖太医令为三校屯戍军队防治常见病而创制。因为中原军队长途跋涉屯戍中亚赤穀城，最常见疾病就是因水土不服而外感伤寒及肠胃不适。按照汉制，一校一千人，那么三校就达三千人，长罗侯常惠统领这些兵马屯戍赤穀，还要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随时上奏乌孙情况。我们从悬泉置出土的汉简就可得到证明，如编号Ⅱ90DXT③:65
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译骑当富，县泉译骑朱定付万年译骑。
编号V92DXT③:
使乌孙长罗侯惠遣斥候恭，上书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甘露二年二月甲戌，敦煌骑司马充行太守事，库令贺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当舍传舍，如律令。[13]
随着甘露三年（前51年）解忧公主叶落归根回到长安，也再未见到常惠的记载，表明西汉与乌孙关系疏远；屯戍军队也在甘露三年后未见记载，也表明同时撤离赤穀城。根据这一时间段的历史记载和出土简牍之稽考，我们判定“治赤穀方”创制时间当在甘露元年（前53年）至三年（前51年）间。
2.2.2“治赤穀方”源自西域乌孙王城的证据
首先是“治”作为“治所”的例证。《汉书·高帝纪》称高祖刘邦：“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9]59颜师古注：“治谓都之也。”而《武威汉代医简》载有“治东海白水候所奏方”，“治”当为郡治，也即东海郡的郡治所在。“治”在此只是提示城池乃官署或王城所在地；更多情况不用“治”，而用地名与某某方组合、或某某药的组合，意为出自某某地名的药方或药物，如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五中的“西州续命汤”，就是出自西州的续命汤；元明之际《回回药方》的“鲁迷茴香饼子方”[14]，就是出自罗马的茴香饼子方。
其次是“赤穀”的文字证明。乌孙大昆弥王城“赤穀”一词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但书写成“赤谷”（宋庆元元年刘元起《汉书》刻本是“赤谷”），虽然“穀”与“谷”在汉代相通，但含义不同：“赤穀”指因赤色植物而命名；“赤谷”指因赤色山谷而命名。班固当取后者、因赤色山谷而命名，即说明东汉初年已不理解“赤穀”之最初含义了。刘国防根据《汉书·西域传》，又据《新疆图志》《钦定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清实录》等的相关地理志，再实地考察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最后得出“赤穀”在伊塞克湖东北岸的蒂普或其南一带，因该地遍生一种紫红色植物——碱蓬而得名[11]。因此结论值得信赖，而湖南古人堤出土木牍“治赤穀方”正是保留了最初含义的“赤穀”字形，并未取笔画简易的“赤谷”，也反证它确实源自西域乌孙。
再次是药物组成的依据。根据整理者张春龙的按语：“居延汉简见‘伤寒四物：乌喙十分、术十分、细辛六分、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割，日三，夜再行，解，不出汗。’（《合校》89·20）含本牍所见药剂。”[2]也就是说“治赤穀方”组成中的“乌头三分术三分、细辛三分、桂三桂”就是居延汉简所见屯戍军队常用的“伤寒四物”方。我们查阅《居延汉简》，发现“伤寒”为屯戍军队的常见病。“第卅一燧卒王章以四月一日病苦伤寒”“第一燧卒孟庆以四月五日病苦伤寒”“第二燧卒江谆（？）以四月六日病苦心腹支满”[15]；《疏勒河汉简》也载有“●治伤寒□?（）”“治久欬逆匈痺痿痺止泄心腹久积伤寒方人参茈宛昌蒲细辛姜桂蜀椒各一分乌喙十分皆合和以（）”[16]。然而“伤寒”病症及“伤寒四物”的药物组成，却很难从马王堆出土简帛、张家山汉简、阜阳汉简、老官山医简等这些南方出土的简帛中看到。因此作为出土于南方的湖南古人堤汉代木牍医方“治赤穀方”，其大部分药物组成是治疗外感伤寒的，与南方出土的简牍医方不一致，这就很难理解。最重要的依据是“治赤穀方”的主药乃“麻黄”。世界上最早的药用“麻黄”出自西域楼兰，距今年；而中原的“麻黄”药用至少比楼兰晚年。同时笔者发现中原的药用“麻黄”是从西域传入的，而且遍查出土简帛，发现“麻黄”一词只出现过两处，一是武威汉代医简中的42简“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二是湖南古人堤木牍医方“治赤穀方”[17]。因此就不得不怀疑“治赤穀方”的来源，它与南方出土的简帛医方完全不合，却与西北简，尤其是居延、武威、敦煌屯戍遗址出土的简牍方药高度一致。因此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此牍书写的内容并非出自湖南古人堤，而是出自西北，尤其方名有“赤穀”，那只应出自西域乌孙王城赤穀。
最后是相近的木简医方例证。梁永宣于年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的《日本出土刻有‘西州续命汤’的木简》[18]一文指出：
早在年4月4日，日本奈良县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曾经发布，他们在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飞鸟京庭苑迹中，出土了6枚木简，其中1枚长21.5cm、宽4cm，上载“西州续命汤”，所书文字，一面：“麻黄六西州续命汤石膏二两”a；另一面为：“当归二两杏人卌枚干姜三两（其）（以）水九（升）”b。
飞鸟京迹苑池遗沟出土木简：西州续命汤
同时还介绍了日本著名医史文献研究专家小曾户洋和真柳诚联名撰文，推测原处方出自7世纪前半叶传至日本的《集验方》、或者6世纪之前的其他中国医书。有意思的是梁氏在杂志封底附有该木简的图片，我们发现该木简与古人堤东汉木牍“治赤穀方”书写行款一致，也是大字“西州续命汤”，写在木简上面中间，下面小字药名、剂量，写在木简的正背面。而西州是唐代贞观十四年（年），唐朝军队灭麴氏高昌后所设置的州，即今吐鲁番，当时也属于西域。“西州续命汤”的主药是“麻黄”，与古人堤木牍医方“治赤穀方”主药“麻黄”一致；日本奈良木简“西州续命汤”与古人堤木牍“治赤穀方”书写形制一致；“西州”与“赤穀”同属西域。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湖南古人堤出土的木牍医方“治赤穀方”，当是源自西域乌孙王城赤穀的医方，主治屯戍军队常见外感伤寒、肠胃不适的疾病。其创制的年代当非古人堤90片木牍中出现的永元元年（89年）、二年（90年）及永初四年（年），而是西汉长罗侯常惠统领三校屯戍赤穀的时间，即西汉宣帝甘露元年至三年（前53-51年）。
参考文献
[1]张春龙,胡平生,李均明.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与出土简牍概述[J].中国历史文物,(2):66-71.
[2]张春龙.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简牍释文与简注[J].中国历史文物,(2):72-84.
[3]张春龙.湖南张家界市古人堤汉简释文补正[J].简牍学研究(第六辑),:1-15.
[4]丁媛,张如青.张家界古人堤出土医方木牍“治赤穀方”考释[J].中华医史杂志,(4):-.
[5]张雷.赤穀方考[J].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3):-.
[6]周琦.张家界古人堤医方木牍“治赤散方”新证[OL].[-10-23].
[7]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
[8]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M].北京:文物出版社,:.
[9]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
[10]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69.
[11]刘国防.汉代乌孙赤谷城地望蠡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
[12]鲁涛.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所见医方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85.
[13]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J].文物,(9):94.
[14]宋岘.回回药方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50.
[15]谢桂华.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4-5.
[16]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62-63.
[17]王兴伊.麻黄药用及文化遗存考辨[J].中医药文化,(1):28-38.
[18]梁永宣.日本出土刻有“西州续命汤”的木简[J].中华医史杂志,(4):.
文章来源：
王兴伊.张家界古人堤出土木牍“治赤穀方”源自西域乌孙考[J].图书馆杂志，(10):-.
王兴伊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