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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周二从未见过小区这么冷清的时候，希望从前那种大人聊天遛弯散步，小孩子自由追逐打闹的日子，早日到来！来自武汉社区保安的留言！

---生命，加油呀

殷墟甲骨文上有“疟疾”“疾年”的文字，《周礼》中有瘟疫相关的记述，或因天灾，或因人祸，中国历史上几乎历代王朝都有大疫。《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十四世纪欧洲黑死病一下子夺走全球多万人的生命，欧洲死亡人数占比万人，接近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于这场瘟疫，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覆灭。在~年间，西班牙大流感更是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2千5百万到4千万人死亡。我们来看看近百年来中国治疗传染病的医案结果。年丙申年石家庄爆发了流行乙型脑炎，西医控制不住，疫情越来越重。不得已周恩来请名中医蒲辅周把脉开方。蒲老结合运气学说，根据石家庄久晴无雨（属暑温）的气候情况，清热解毒养阴，以白虎汤，大见奇效，治愈率高达90%以上，疗效远超世界水平，拯救了上万人的生命。年丁酉年北京也开始流行乙型脑炎。西医还是不行，还是求诸中医。还是蒲老出手，从当地的气象和当年的五运六气出发，考虑到北京多年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属湿温（不同于暑温）。改用白虎加苍术汤、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中药方剂化裁，以芳香化湿和通阳利湿的中医思路进行治疗，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年戊戌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国医大师邓铁涛针对暑热伏湿之证，同样用中药对证施治，疗效亦达90%，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同样挽救了上万人的生命，且完全无后遗症。年癸未年非典爆发。广州在邓铁涛老中医的指导下，用中医来治疗非典，死亡率即降成零。北京最后不得已，使用超大剂量激素才勉强治愈了患者。但患者康复后导致股骨头坏死，后患甚大。明朝中医吴又可古方治愈现代非典病毒明朝末年的中医名家吴又可在创作《瘟疫论》时肯定没有想到：年后，他为防治传染病所开的一剂药方又被现代人用来应对一种全新的非典病毒。新医院的陈鸿能博士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李经纬教授打来电话，推荐用“达原饮”预防非典“效果很好。”“达原饮”正是明朝名医吴又可的那剂药方。当时非典型肺炎正在北京等中国20多个省市以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肆虐。非典疫情爆发后，中国的中医药专家就提供了多个预防药方，药店的煎药机24小时运转，中药企业成为非典时期不衰反荣的行业之一，拯救了万千患者。屠呦呦：中医为世界带来青蒿素屠呦呦从中国传统医学中寻找灵感。在东晋名医葛洪的《肘后急备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下找到了灵感，发现了青蒿素。在当下中国疟疾早已不再是常见疾病，年全国疟疾发病者只有人，这可能让人们并不知道青蒿素到底是多伟大的发现。但在蚊虫肆虐的东南亚、非洲以及南美，疟疾仍然威胁着数亿人的人类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青蒿素的发现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疫毒有传染性，往往会导致大范围的流行。中国古人没有现代医学知识，他们没有消毒水，没有高大上的设备，没有防护服，甚至没有口罩。那么，古人是如何防疫的呢？

一则：隔离

古代经书、史书、小说、笔记、地方志等文献之中，记载了很多预防与治疗温疫疾病的方法，其中“隔离”，是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的一个最佳的预防疫病办法。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在汉代政府就要求做好隔离工作，以预防人与人的传播。《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十二》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又如，《晋书?王彪之传》亦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说明晋代对传染性疾病的隔离要求更加严厉，只要有病人接触者，均需采取隔离措施。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防疫”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上温疫之人。隋朝与萧齐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由此可见，今时我们知道病毒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但古人对于疫毒的认识并不比我们差多少。

二则，养正

《内经》明确地讲：“……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告诫人们“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并要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以达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目的。古人重视内求，认为正为本，邪为标。预防感染，首重扶正。正旺则邪不能侵。这个理念值得我们学习。从这几天的信息中可以见到，不少医护人员感染了疫毒。但是他们已经穿好了防护服，为什么还会感染呢？根本原因是正虚。因为临床工作压力大，饥饱失常，过度劳累，导致正气偏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扶正才是关键。

三则，艾灸

古人已经认识到，艾灸的作用甚大，能“壮固根蒂，保护形躯，熏蒸本原，却除百病，蠲五脏之痛患，保一身之康宁。”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趁未病时艾灸，以避免感染疫毒。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今人知道，古人也知道。比如，唐代大医孙思邈提出：“凡人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两三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这是用灸法来预防瘟疫感染。《扁鹊心书》里讲道：“保命之法，灼艾第一。”强调，艾灸能保命，不但可用于治疗，亦可用于预防。对于平常人没有生病，也可以艾灸吗？当然可以。扁鹊认为：“人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明确地说，不病之人可以施灸，灸能延寿。此次疫毒以湿为主，或兼热，或兼寒。若能灸足三里，使脾胃中焦气机健旺，湿浊得化，疫毒自然不能伤人。古人的经验是，要令局部灸后脓水流离，则正气健旺，邪不能侵。

四则，药囊

古人认为，疫毒是一种偏性极重的邪气。可用药物的偏性来克制疫毒的偏性。比如，可用药物悬挂或佩戴的方法，或悬挂于门户、帐前或佩戴于手臂、头顶，可以有效预防疫毒感染。民间曾有“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佩戴香囊，虽是一种民俗，但也是一种预防瘟疫的方法。同时现代研究发现，中药香囊的作用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预防流感，防治疫毒：中药香囊可以在预防普通感冒、甲型H7N9流感、手足口病等病毒感染性疾病起到一定作用，可减少人们受污秽之气或毒气的污染；2.避秽化浊，清新空气；3.吸汗、提神：“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芳香走窜，开窍提神；4.驱蚊虫毒蛇。注意事项：孕妇和易过敏者不宜。

五则，药浴

《内经》提出：“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如，清代刘松峰在《松峰说疫》一书中记载：“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药浴后不再次冲水，直接擦干穿衣即可。唯洗浴后要马上擦干，以免毛孔打开后易受风寒。另外，古书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预防疫病，保持健康。

六则，粉身

晋代大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赤散方，以“牡丹五分，皂荚五分（炙之），细辛、干姜、附子各三分，肉桂二分，珍珠四分，踯躅四分，捣，筛为散。初觉头强邑邑，便以少许纳鼻中，吸之取吐，温酒服方寸匕，覆眠得汗，即瘥。晨夜行，及视病，亦宜少许以纳粉，粉身佳。牛马疫，以一匕着舌下，溺灌，日三四度，甚妙也。”该方以各种祛邪辟秽的药物组成，既可纳鼻中吸之取吐，亦可外粉周身以御时行邪气，甚至还可以用于治疗牛马疫病。一方而兼多用。《肘后备急方》亦记载了“姚大夫粉身方：芎?、白芷、藁本三物等分，下筛，纳米粉中，以涂粉于身，大良。”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粉身散、《外台秘要》治温病粉身散方与此方同。抹粉防疫，这个思路值得我们学习。而且，《肘后备急方》所用的这三味药比较平和，甚有可效可法之处。

七则，服散

今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医院都提供了预防药方。其实，古人也有预防方。晋代大医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一个度瘴散，“辟山瘴恶气。若有黑雾郁勃及西南温风，皆为疫疠之候方。麻黄，椒各五分，乌头三分，细辛、术、防风、桔梗、桂、干姜各一分，捣，筛，平旦酒服一盏匕。辟毒诸恶气，冒雾行，尤宜服之。”此方中乌头辛热有毒，切记不可滥用。但此方甚是高明，多取辛温通气诸药，能宣畅人体阳气，使邪气不能着人。再举葛洪书中的两个内服药方：“辟天行疫疠：雄黄，丹砂，巴豆，矾石，附子，干姜，分等，捣，蜜丸，平旦向日吞之。一丸如胡麻大，九日止，令无病”、“常用辟温病散方：真珠，肉桂各一分，贝母三分熬之，鸡子白熬令黄黑，三分，捣筛，岁旦服方寸匕，若岁中多病，可月月朔望服之，有病即愈，病患服者，当大效。”葛洪的预防药方中诸药皆偏温，取温能通阳，阳旺则邪不着人之意。而连翘、板蓝根、金银花、黄连等等苦寒伤阳中药正常人越服越阳虚，越服越容易感染疫毒。

八则，烧烟

古人面临疫病时，不但有隔离、养正、服散等等方法，还有空气消毒法。古人是用中药烧烟给空气消毒，这样可以干扰病毒，祛毒祛疫，调和环境，使人不病。明代大医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清代的《验方新编》有空气消毒方，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不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古人重视用苍术烧烟避秽。苍术味道芳香，内可化湿浊之郁，外能散风湿之邪，烧烟亦有空气消毒之功。广西每年入春后会出现回南天，室内用苍术烧烟，既可祛湿，又可避秽，是个不错的方法。《太病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

九则，消毒

古人的消毒，一般是针对病人用过的所有衣物。大多用蒸煮的方法，进行高温灭菌。李时珍使用的，是蒸汽消毒法。而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古人没有一次性衣服，更没有防护服。这种衣服蒸煮消毒的方法很有价值，远比今人的方法经济、实用，减少浪费。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而在今天的抗疫过程中，这些做法仍然以换汤不换药的底色书写着古法中医的智慧。

十则，体系

中国从东汉时起，瘟疫的次数大幅增加，时间间隔也愈来愈短，同时随着南方的开发、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江南地区的瘟病流行次数明显增多，甚至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都曾将江南变得惨不忍睹。明末的江南瘟疫造成了“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的惨状。在康熙、乾隆、光绪三朝，江南地区的瘟疫次数占了整个清王朝瘟疫总数的57%。然而，尽管瘟疫对于江南社会的破坏力之强，但所幸，江南不但没有在瘟疫的肆虐下一蹶不振，反而成为这个国家人文和商业领域的集大成者，或者说“最终赢家”。而这一切，得益于江南在屡次疫情当中不断总结优化，也逐渐摸索出一套防御体系，包括医学救治，应对机制，慈善救援，民众防范等。

官方防控体系的建立

早在隋代，各郡县官府便设有医生。唐代较隋代更为重视医事，建立了一套上、中、下州依级分置不同数量医学博士、助教、学生的体系。

比如，大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人。

这些医学博士均身兼医疗、教学之职，既以“百药救民疾病”，又在助教协助下，教授学生。一旦疫情发生，朝廷便会派出使者送医送药，以加强疫区医疗力量。

宋朝时期瘟疫频繁且严重，史书称“死者十有五六”“户灭村绝”“流尸无算”。不过，抗疫机制也在这个时期得到较大发展。

与前朝相比，宋朝更加注重医疗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如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等。其中，翰林医官院隶属于翰林院，医疗设备先进，医生数量多，级别高，实力强，常常受皇帝的指派到各地探察、救疗百姓。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翰林医官院就成为救治百姓的主力军。

民间力量

每逢瘟疫流行，各地官员均广施医药，以期尽快消灭疫情。但官方力量再强大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精密考虑到，它有一定的局限和缺漏。因此，战疫之时也需民间的力量来灵活处理疫情的发展、遏止瘟疫的流行。

江南地区不仅经济发达，也注重教化。在瘟疫面前，除了官府之外，民间力量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意愿去聘请医者诊疗病患。如苏州、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就有记载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团体和民间慈善机构积极开展诊疗救助的信息。

比如乾隆二十年，无锡大疫，乡贤张鹏翔倾其所有，收治数百贫困病患。道光四年，苏州大疫，当地韩、黄、许等姓绅士与官府合作开设医药局，为贫困病患进行免费诊疗。

最为后人所熟知的是苏轼的“安乐坊”。那是北宋元祐四年，杭州城爆发瘟疫。由于政府财政匮乏，又没有助民治病的专门经费，情急之下，太守苏轼带头捐款“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引发众商、乡绅赞助，创办了“安乐坊”，成为中医院。“安乐坊”聘僧医主之，医愈千人，成为苏轼的众多政绩之一，至今仍在杭州流传。

同时，江南文化教育的繁荣也使得江南地区名医辈出，对瘟疫的研究、诊治，乃至重视程度往往处于国内甚至世界领先水平。明末吴县人（今江苏苏州）吴又可在细致探究了瘟疫的形成及传播机制后，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瘟疫论》。该著揭开了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新篇章，创立了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创制了达原饮等治疗温疫的有效方剂。如今，吴又可观点的正确性也已被现代医学及微生物学所证实。

个人卫生

是防疫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谢肇淛在《五杂俎》提到，江南人在端午时“饮菖蒲也，悬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兰汤也，斗草也，采药也，书仪方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辟蛇、虫诸毒，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沸而浴之”。

可以想见，江南人很早就开始利用中草药来杀菌消毒，保持个人和环境的卫生，预防瘟疫发生。

疫情是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人民的苦难，也能照出一个民族的智慧与韧劲。非冠病毒终将成为中国历史上场疫情的其中一场。但随之被载入历史的，有国家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使命，有医护人员的鏖战坚守，有每一个你我他的家国情怀，有中医护佑生命的大爱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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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90期灸疗课程学员参观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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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昊翔药业总经理/南阳宛艾产业协会会长韦跃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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